映象新闻

正如《终结者2：审判日》中的T-800，在和作为人类代表的约翰·康纳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过程中，彼此之间自然产生了情感。

理学自元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礼乃是理的体现，所以自元至正年间起，礼教秩序就成了有国家权力支持的人伦生活秩序。为礼以敬为本，临丧以哀为本。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董仲舒就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陈独秀就说：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遵从之价值是也。朱熹在注《论语﹒八佾》篇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一句时说：居上主于爱人，故以宽为本。尽管不断有理学家向世俗之王争夺道统权，但这一过程是彻底失败的。

违背礼教就不仅仅是违背一般性的道德规范，而是违背了权力所划定的生活秩序，进而是对天经地义的反动。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是没有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钱穆看到,认若事件可以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则历史如等于自然界……好像与人不亲切。

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秩序理想之归宿 《礼运》所提出的天下一家的秩序理想,在张载《西铭》中获得了积极响应。这就使得无法被挤压为系统化环节的人不得不求助自发性机制以平衡过度理性化的系统性压力。天下为家在《礼运》中当然具有一家之治的意思，即以某家族集团来统治天下，在天下与国两个层面，统治者在家族内部成员中采用世(传子)及(传弟）的制度，这个意义上的家天下不同于天下为公所采取的推选贤能的机制。无论是将一家一姓一族之治为内核的家天下由治法误认为治道，还是将家天下从天下一家中抽离出来降为私天下,都是儒家家天下思想的畸变形式。

其对儒家的认识，集中展现了西方文明的中国镜像，在西方的中国认知方面具有代表性。政治社会的体制与程序一旦将人完全视为自然存在，那么它就失去了其人性基础﹔然而钱穆并没有给出切事性的可能性。

而此种形式化理性能够运作的前提，乃是在制度与观念上将事与人分开。天子家天下,诸侯家其国，庶人家其家。由此,当普遍规则被应用时，个人就不能被看作是可以替换的对象，从而消解了儒教社会中社会秩序的可计算性与可预测性，其结果则是进行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的可能性被瓦解了。与其说宗兄通过天而获得统治的资格与正当性，毋宁说同时获得来自天的不可推诿的统率兄弟与照顾伙伴的责任。

天下一家作为家天下的理想内涵，在现实层面(如三代乃至在传统中国时代)，由于历史的时势使然,不得不与一家之治意义上的家天下结合,于是产生历史的捆绑。在张载《西铭》所建构的天下这一宇宙论大家庭中，君主就是以宗兄身份出现的: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反过来说，由于一家之治的治法在三代状况下现实地承担天下一家的理想，因而具有其历史合理性。《西铭》的这一思想远承《礼运》的天下为一家理念，极大颠覆了黑格尔与韦伯关于中国君主的肖像。

这种大同秩序是否脱离了家秩序的原型,而构成一种与家的原型无关的秩序类型呢?其实,就《礼运》的整体脉络而言,"天下为公的大同尽管在治法上不再支持一家之治意义上的家天下的制度安排，但在理念上仍然支持天下一家的治道，即将天下之人整合为一个宇宙大家庭。当郑玄将天下为公与五帝时代对应，而将天下为家与三代对应时，二者被以一种历史叙事的方式展开于中国的文明论记忆中，但这种历史叙事绝非线性化的，天下为家并非天下为公的替代物，二者只是大道发生作用的显和隐的不同机制，并非天下不为公即为家，或一旦天下为家则不能天下为公。

传统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庞大官僚制实现了将权力从皇帝一人之恩宠与任意中拯救出来的目的，然而，并未真正形成官僚制所要求的规范的客观性以及以即事化目的为指向的就事论事的态度，而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以及儒士阶层的教养等，都倾向于将事作为人的活动来对待，如同练习射箭不以中的而以合乎礼仪的教养为目标，这样对文明的追求本身会回馈到对切事性品质的消解上。如果说前一种命定观决定者在事件本身，后一种命定观决定者则在事件之外。

后人在家天下这一语词中看到的往往都是这一内涵，这个内涵进一步被降格为天下乃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家天下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私天下,当秦汉以后的大一统郡县集权政制以皇帝的一人之治表现出来时，似乎更强化了这一见解，而近代的进步-进化论又使郡县制大一统被视为相对于民主制的业已被历史进化叙事所克服的过时的政治形式,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家天下等同于私天下的认识。皇帝本人将天下人视为其子民，爱民如子，这种慈父般的爱本身是家产官僚制的构成部分，后者一方面导向私天下，另一方面则抑制了个人自由运用其理性的空间。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叙述，似乎支持了西周乃是家产制国家的观点，然而，在儒家的论述中，更多的却是对家天下的如下理解:王者以天下为家，王者家天下。"而在列文森对明代官僚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看法:明代的风格即是一种非职业化的风格，明代的文化即是非职业化的崇拜，这体现在，官僚群体并非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被要求的也并不是行政效率﹔而且，官职的切事性质受到抑制，而被符号化为更高文化、知识和文明的终极价值。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R而且，随着国家被神化，个人很难找到一种力量应对和抵抗那种来自魔性利维坦及其权力毛细血管扩张性吞噬的力量，这一切使得家秩序的意义被削弱，家并不能构成庞大的国与渺小的人之间的缓冲形式，牢笼般的现代动员化体制构造仍旧继续支持着国之扩张与家之萎缩的并行趋势。

张载将天下理解为一个大家庭，而天地则是生养所有人、物的父母﹔对于作为天地之子的个人而言，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气就是自己的形色身体，而统率天地成其变化的就是自己的本性。这也在某个方面使得天下一家的秩序理想不再限于政治层面，而表现为将家的秩序原型扩展到一种连接着政治、历史、道德、伦理的复合型秩序构造，它深刻地表达了人在世界中建家的要求以及由此获得更大更高归属的深层渴望。

从大同到小康的演变，一方面是大道之行到大道之隐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礼之从自发至自觉的过程，在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大道即隐身或寄身于礼制之中﹔大同时代也并非是礼的缺乏，而是如张载所说礼义沛然游心于形迹之外，不假规然礼义为纪以为急而已。如此官僚系统愈是理性化，人在其中便愈是作为机构理性之程序化环节，则效率愈高。

对于一个能够持续运作的政制系统而言,支配者与管理干部之间必须建立相当程度的利害一致关系。如果不能围绕这一枢轴,那么，一切秩序的建构就会偏离秩序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天下一家的秩序构想与其说是一个仍然有待努力实现的目标，毋宁说是一种仍在路上、其开放性无法被封闭的建构人类生活秩序的方式。

反过来，这一秩序一方面缩小了支配者自由裁量的领域,另一方面却又扩大了传统所制约的范围。韦伯视野内的中国政制图像局限在一家之治层面，而未及天下一家的理想，因而难免对家天下进行私天下的降格。而儒家传统的钱穆,在讨论历史时对人事关系提供了不同于韦伯的看法:如果把人物附属于事件，其前提性信念则是，事件本身自具一种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就会忽略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力量，而走向一种历史的命定观;如果历史书写纯以事件为主，事与事之间并不能紧相连接，这就导致历史过程的脱节，允诺了历史上每一事皆可骤然突发，从而导致另一种命定观。其突出特点是借助气缘论而将物纳入宇宙大家庭之中，人与物的和睦相处被纳入天下一家的秩序理想中，这使得后者具有生态性维度，而这一切又是从日常的伦理体验出发，因而人人皆可在其日常生活中达于此境，而不再系于某一宇宙论帝国秩序中的王者的中介作用。

将钱穆所说的历史替换为社会，其论说仍可成立。黑格尔对中国统治者的父亲化想象可与韦伯的如下表述相对应:"君父(Landesvater)乃家产制国家的理想。

防止重回封建身份，也就是防止官吏脱离中央权威的另一个著名步骤，则是科举考试制度，即根据教育资格而非出身或世袭等级来授予官职。由此就在共主式天子与邦国领袖（诸侯国君)之间形成由相互承认、结盟、分封与礼制等所保证的共主制支配形式。

支配正当性则来自宇宙论秩序中王者的中介性，即王者的双重代表权（在政治社会代表天地万物的大宇宙，在大宇宙秩序面前则代表人类社会的小宇宙)的确立，故而王国本身作为中国而存在，所谓中国意味着大宇宙与人类社会小宇宙之间进行连接的宇宙的脐点，它是精神突破之前在宇宙论秩序中获得统治权力的位点。这里的关键在于，人与万物在生物性层面是一体的，张载突出的是宇宙之家的气缘论基础，而血缘不过是气缘的局部性特殊例证或有限层面，在通天下一气的前提下，一气贯通连接着所有存在者，他人、它物皆与我一气流通、痛痒相关、彼此互感: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气，初无间隔。

这一论述的核心是儒家秩序观被降格为私天下,换言之,本质上是以私天下达成对家天下的理解﹔然而回到儒家的视域，韦伯式的家天下图像更多地聚焦于一家之治，即由皇帝家族作为支配者对天下的统治,却无视其中天下一家的秩序理想,后者构成家天下的更本质层面。天下一家的意识早已渗透在先秦思想中:一方面，子夏所传述的古老箴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将天下每一个人都视为兄弟，这种兄弟之情既超越血缘，同时也超越了政治礼法为达成秩序而设定的等级﹔另一方面则与《庄子》所表达的每个人都是天子的思想呼应。有家也，而后天下家焉，非无家之谓也。回到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家天下制度，其本质是以世及的制度化方式避免统治家族集团内部由于支配权而引发纷争。

秦、汉以降,封建易而郡县壹，万方统于一人，利病定于一言，臣民之上达难矣。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尊尊亲亲则犹是一家之治也，其使天下各尊其尊、各亲其亲，则非复一家之治也。

在黑格尔那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憧憬。也就是说,所有权的意识极大地分割了以所有者和所有物来界定的人物关系之间可能的一体性。

君主作为统治者,乃是以宗兄(宗子、元子、嫡长子)的身份带领作为其兄弟的天下人，一起侍奉天地这个宇宙论意义上的大父母。近代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在政教两个向度上都是让包括家在内的所有个人与上帝(包括天上的神与地上的国家）之间的中介性力量弱化，而在传统中国，家及其衍生形式反而成了国家力量与个人生活的中介，无论是儒教阶层抑或国家统治者，都不得不顺应这种情况而强化家秩序尤其是家伦理。